校园办报的日子就像一场梦
发布时间:2020-04-07 13:41

  2013年大二暑假,我在长沙的一家都市报实习。说是实习,其实除了看报纸、整理录音和资料,基本无事可干。记者们常年出差,我来了一个多月,只见过带我的前辈一面。平时除了主任偶尔来一下,办公室里就只剩3个实习生,一开始我们几个还闲聊各自的学校,日子久了,也都懒得去了。

  当时,我租住在城中村的一个低矮狭小的二楼。由于地势较高,坐在窗户边,可以看到一整片破落村庄的屋顶。我常在结束一天的实习后,坐在窗口发呆,或者捧着一本书百无聊赖地翻看。那是南方为数不多的凉爽夏天,雨水总在夜间倾盆而下。一觉醒来,地面湿漉漉的,空气清新得让人忍不住多吸几口。

  城中村附近高校云集,昏黄的路灯亮起,摊贩们纷纷出动。偶尔,我的大学同学盛鹏会在这个时间从河东过来找我一起轧马路。他在另一家都市报,当初因为看过一位记者写的报道,就直接到报社指名道姓要跟人家实习,结果,那个记者“拽拽的,根本不把实习生放在眼里”。

  我俩走在人潮涌动的大街小巷里,伴随着年轻人三三两两的谈笑声,盛鹏喃喃说道:“我想办一份报纸。”他似乎不太确定,又好像盘算已久:“暑假都快结束了也没什么收获,还是要自己去做。”

  9月临近,一天中午,我正琢磨着报社里的前辈给我的新闻线索,盛鹏一通电话过来:“快回学校吧,一起办报纸。”

  也许真能办出一份报纸呢?我兴奋地放下电话,没有过多犹豫便跟前辈告别。前辈生气地说:“现在的实习生太不靠谱!”

  辗转回到学校,天空灰蒙蒙的,正飘着雨。同学们大多还没有归校,宿舍走廊里空荡荡的。我打扫着宿舍,没过多久,走廊传来声响,盛鹏和杨峰走进来,看起来心情不错。

  “来,看看。”盛鹏把手里的计划书递给我。沾了雨水的两页纸变得软绵绵的,但黑色的字体清晰可见。计划书简单地陈述了创办报纸的初衷、报道的方向等,“办报宗旨”后面写着:报道深度事实,传达新锐之声。

  “这是一份征求意见稿,我们这两天把人聚集起来,碰个面好好商量下。”杨峰一手搭在我肩上,一手翻弄着计划书。他也是新闻系的学生,平日性格张扬,此刻更是眼里放光,恨不得立刻把事情做起来。

  随后几天,我们一边招纳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边讨论办报的各项事宜,最终决定给报纸取名“视线”。这个名字通俗易懂,又不乏内容——看世界。LOGO也很快定下来,是一只睁开的眼睛,明亮澄澈。

  考虑到办报主要是为了锻炼大家的新闻采写能力,我们决定把报纸设定为月报,出版日是每个月的23号。这样,每个月的前期有充足的时间采访和写作,后期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发放报纸。

  盛鹏担任主编,他带着一群零经验的学生,学着报社的选题会,在教室、草坪或奶茶店里讨论着新闻线索和报道方向。有时候你一言我一语,很多选题便浮现了出来,比如:学校后山的垃圾场管理不善、学校的电子阅览室和网吧没有区别……

  如果选择不关注这些现象,我们也会过着轻松自由的大学生活。然而乱象从来不曾消失,它在每一个不被公开的角落里丛生。我们这群人就像满怀新闻理想的斗士,奔赴学校里的那些无人注视的“战场”。

  《视线个版面,包括“近期热点”、“校园百态”、“深度调查”、“人物报道”等。我是深度调查版面的编辑,第一期操作的选题和学校附近的驾校有关。

  我们学校没有围墙,驾校几乎就开在学校里,从宿舍走过去不到5分钟,比去教学楼还近。这所驾校从来不缺学员,教练顾不过来,也因此催生了送礼的不良风气。

  为了调查,我佯装报名,了解学费等基本的信息后,直接去了练车场。当时很多学生在大棚下等候练车,我混进去后很快就了解到,大家等一下午只能练上几十分钟,给教练送礼争取练车时间和考试名额的现象普遍存在。一般来说是塞几包烟,也有人直接递红包。

  回到宿舍,我很快就写了1000多字准备交稿。可是,在距离第一期报纸出版只有一星期的时候,大家写的稿件根本不够撑起8个版面,文章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周末,在报社工作的学长回学校玩,顺便帮我们审稿,他看了一眼直接说道:“这都写的什么玩意?狗屁不通!”

  报纸不能开天窗,我们几个蔫儿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学长怕我们太受打击,沉下心,挑出了几篇稿件开始改,最后再加上创刊词和2篇散文,才勉强凑足4个版面。

  排完版后我们才意识到,何止是写作经验不足,连印刷这种大事都没去想!事到临头,大家按地图的指引,一家家印刷厂找过去。

  秋后的日头依然毒辣,印刷车间里的机器轰隆隆响个不停,非常闷热。工人们流着汗,埋头捆扎海报和传单,老板大多无心理会我们这群学生,忙着接电话或在电脑前敲敲打打。好不容易等老板闲下来,他一句话就把我们问得不知所措:“有刊号吗?”

  我们只想办一份学生自己的报纸,为了保证报道的“独立性”,一直没有和学校方面接触。如果解决不了刊号的问题,一切都前功尽弃。

  “先不要管这么多,最重要的是把刊物办起来,至少能提供一个锻炼的平台。”盛鹏很理性,他迅速把创刊计划书打印出来,第二天就跑到院长办公室。或许是盛鹏的执着打动了院长。经过一番协商,学校最终批下一个校内刊号给我们。同时,也委派了几位老师对我们报纸的内容进行指导与审核。

  校内刊号意味着报纸不能对外公开发行,从此之后,《视线》的抬头处,都印着一行小小的字:内部资料,不得外传。

  参与办报的同学有20多人,每人出100元钱,众筹了2000多元作为报纸的印刷费用。为了节约成本,我们最终选择封面彩印,内部黑白。

  时间紧迫,但印刷厂还是答应尽量在9月23日下午交付。当天下午2点,除了几个伙伴没逃课,团队里的其他人纷纷聚在印刷厂的草坪上,等待刊物出厂。

  那天天气晴朗,前一日的雨水将天空冲刷得湛蓝,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负责对接印刷厂的同学时不时打电线点多,她兴奋得几乎要叫起来:“好啦好啦!走走,领报纸去!”大家纷纷跑向印刷车间,工人们闻声停下手中的活儿,打量着我们这群蹦跳的年轻人。

  角落里的600份报纸,捆成3垛,并不显多,我们几个男生轻轻松松地抱起来。回到学校,我们赶紧找教室将一张张报纸摊开,油墨味在空气中散开,报纸头版,几经修改的创刊词映入眼帘:

  “和你一样,我在繁杂中睁开眼,放出我的视线。视线如尺,在熙攘的人流中丈量心与心的距离;视线如秤,在象牙塔衡量师道尊严、学子品行……”

  所有人都忍不住把熟悉的稿件读了一遍又一遍,就像父母打量新生婴儿那样激动又喜悦。几经波折,它真的成功诞生了。

  我们把报纸折叠工整后,每人拿上五六十份,盛鹏安排大家分发。除了覆盖文新学院几百名大一新生,整个学校的宿舍楼、食堂、超市等区域也要尽量发放。

  晚上,我抱着一摞报纸,走上公共楼的4楼——新生上晚自习的地方。白炽灯照亮的走廊静悄悄的,我莫名紧张起来,绕着走廊来回走了一圈,在心里组织语言又踌躇了片刻,才推门走进第一间教室。

  除了个别新生在写作业,教室里的大多数人都在窃窃私语或摆弄手机。“什么事?”前排的班助警惕地盯着我打量,听说是要分发报纸,一连串地反问:“你们这报纸是哪里办的?”、“谁让你过来发的……”

  我耐心解释了一番,毕竟报纸上白纸黑字印有校内刊号、主审老师的名字,班助看了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大家好,我是新闻系的学长,手上拿着的报纸叫《视线》,是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办的……”走上讲台介绍时,我的声音因为紧张变得有些颤抖。报纸数量有限,每班大概能分10份,新生们的积极性很高,有人还央求我多发几份。

  下楼时,我遇到了盛鹏和杨峰。“你这也太慢了,我们早发完了,等你半天。”杨峰一把拉过我,把手搭上我的肩上,朝门外走去。

  那天晚上,我们在校门口的夜宵摊喝酒畅聊,庆祝我们的《视线》在全校师生面前亮相。我们谈论新闻理想,频频举杯,啤酒“咕隆咕隆”下肚后,视线越来越模糊,声音越来越高亢。黑暗中,城市的灯光很亮。再后来的记忆,我只能想起一些片段了。

  10月,学校的教学楼的直饮水突然关停,全校几万师生课间都没有水喝。我和一名伙伴决定对此深入调查。前期,学校后勤处还乐于接受采访,直饮水公司也积极表达诉求,但当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时,双方都开始闪烁其词。

  安装直饮水要有食品卫生许可证,可这家直饮水公司的水质监测报告是委托省城疾控中心做的,虽然也是国家标准,但本地不认;此外还要提供场地卫生证,按国家规定这个证应由公共场所经营者办理,但学校和自来水公司都不想去办这件事。

  “有没有录音?”盛鹏问。在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作为主编,他决定刊发这篇稿件,而指导老师那边经过反复沟通也同意了。

  遗憾的是,虽然这篇稿子在学生中反响强烈,但直到我们毕业,教学楼的直饮水也没有恢复供应。这件事让人无力,盛鹏则看得清楚:“至少我们曾试图让事情有所改变,最重要是行动的过程,这是有意义的。”

  或许是为了弥补遗憾,我开始在校园里发狠采写,相继报道了学生兼职遭遇老板欠薪跑路、陷入维权困境。后来,这件事得到了本地晚报的关注和持续跟进,更多人知道了《视线》。

  更幸运的是,经过团队的四处宣传,学校周边几家商户愿意在报纸上投放广告。虽然钱不多,但可以解决一期的印刷费用,报纸的发行量也由600份涨到了1200份。

  转眼到了12月,天越来越冷。我又完成了一篇关于某街舞社团的报道——这个社团在招新时涉嫌违规收费,成为学校第一个被强制注销的社团。然而社员们不服,他们认为费用都是公开透明的,花钱是为了自己培训。

  双方接受采访时就要求必须审稿,我同意了。出稿后,我拿着一份打印好的稿件走进办公室,见到了社团联合处的沈处长。他大腹便便,笑着跟我客套:“辛苦了!”

  沈处长看完稿,提出了几处无关痛痒的修改意见后,开始发问:“这样不行啊,你写这么多社团的内容干嘛?直接写我们社联的调查和处罚就行了嘛!”

  “作为校园记者,我们当然要把双方的声音都写上,具体的对错交给读者去评判,您说是吧?”我客气地回复。

  “什么评判?那你觉得谁对谁错?我们已经调查得很清楚!”沈处长见我没有妥协的意思,气得脸色通红,“那你这稿子不要发了,我会打电话给你们领导!”

  我们不欢而散,回到宿舍,盛鹏正在窗台抽烟,留给我一个背影。听完我的牢骚,他有气无力地说:“没事儿,发吧。”

  临近出刊,所有的稿件顺利过审,我不知道沈处长有没有找领导,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是有一次,我路过街舞社曾经的排练场,发现那里已经堆满了杂物。透过门缝,我看到3个女生正对着镜子练习。

  除了稿子过审方面的些许困难,团队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招新。我们曾经招了十几个大二的学生,不过他们准备考研的占大半,剩下的热情不足,平日有空就来,大多数时候见不到人影。

  再次招新,谁都没有想到盛鹏会和新人谈恋爱。除了日常的琐碎工作,两人几乎不参与新闻的采写,盛鹏还卸下主编的职务,“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而新闻这条路,有的是时间”。

  我们带着学弟学妹在校园里继续采写新闻,《视线》也越做越好,甚至有老师想把自己的短篇学术论文投给我们。新主编杨峰坚决拒绝,几位指导老师去劝,他气愤地说:“我们是独立的校园新闻刊物!”后来他去找那位老师,以“版面不够”为由,委婉地拒绝了。

  我曾把一篇名为《北京零点后》的文章读了无数遍,想模仿,但一直没有信心。“管它呢!不试试怎么知道做不好。”我给自己打气,准备做一篇《工大零点后》,聚焦深夜校园的颓废与梦想、混乱与秩序。

  那天深夜11点半,我和搭档在学校食堂门口碰面。这里的商铺大多会在12点前关门,最热闹的烧烤摊也不例外。我们看着那些店员默默地收拾碗筷,他们已经忙了一天,偶尔还会带着疲倦的笑容东拉西扯聊会儿。

  采访很快结束,我们又赶到校门口的夜宵摊,那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几个学生模样的服务员正忙着招呼客人,我们点了几份烧烤坐下来观察,等待时机攀谈。

  “老板,来点酒不?”一个光着膀子满身是汗的男生热情地过来擦桌子。我说自己是学校新闻系的学生,最近在做一篇稿子,想和他聊聊。

  男生一口答应了,他从纸箱里抽出两瓶啤酒,又搬来一张塑料凳坐在我身旁。“你要采访我?”他笑呵呵的,笑容里带着几分学生的稚气,又有成人社会的狡黠,“来,喝点啤酒,我请你!”不等我答应,他已经爽快地倒了两杯。

  男生与我同校同级,他说自己以前经常光顾校外的烧烤摊,一个月前萌生了自己摆摊的想法。“在学校也学不到什么,还不如早点出来锻炼,搞烧烤摊既解决哥几个‘刚需’,也算是创业的‘积跬步’吧!”

  那晚,这个男生跑来跑去服务客人,得空便坐下来和我接着聊。凌晨3点,烧烤摊的食客渐稀,热闹消退后,深夜的空旷与安静显露出来。我采访完临走时,他嘱咐:“别忘了写上我们店的名字啊!”

  第二天醒来,已经是中午了,我点了份外卖,就坐在电脑前整理昨晚的采访素材。等到深夜来临,我又和搭档一起深入校园生活区的网吧——12点过后,宿舍断网,那里是网游爱好者的天堂。花15块钱,可以在“英雄联盟”里酣战一整晚。

  我们辗转几个网吧,观察学生们在里面的状态,又与前台服务员攀谈。直到凌晨2点,进到最后一个网吧,我们才坐下来,亲身融入这样的环境。

  第三天,我们去了校园周边的KTV、酒吧;第四天,我们把周边的宾馆转了个遍;第五天,我们跟着学校门卫和保安巡逻……

  “零点后”,实在是一个可爱又可恨的时段。整整一个多星期,我和搭档过得日夜颠倒,试图在校园及周边的每一个角落,发现夜色掩盖的种种样子。

  等所有采访结束,我感觉身体飘忽,沉沉睡了一天。翻身起床,又对着夜色敲打键盘写稿子。烟抽了一根又一根,天将亮时,我写下了最后的句号。如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篇稿子一共4836个字。

  “负面信息有点多啊,怕是影响不好。”过审时,指导老师一手拿着稿,一手夹着烟,慢悠悠地说,“这些学生都不好好学习的吗?做这样的稿子,会不会给其他学生造成不好的示范?”

  见老师皱起了眉头,我连忙解释:“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我有录音,不是瞎编乱造的,只是集中报道出来而已。”

  “您还是再考虑下吧?我们办报的宗旨是‘报道深度事实,传达新锐之声’,说实话,这篇文章也没什么严重的负面,只是把大家都知道的、习以为常的现象写出来,如果这种尺度都不能接受,那这张报纸还有什么搞头?”

  我急了,说完这话才意识到过了头,于是强迫自己耐心跟老师分析。“不至于影响不好,文章写到混乱也有写到秩序,它们是共生的。”我凑上前,把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您看,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背后的秩序,维系着校园生活的正常运转……”

  我费尽了口舌,指导老师终于勉强同意过审了,但提出对一些细节必须进行修改——比如,文章中写了某学院老师深夜与女学生开房,“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影响很不好,会惹起麻烦”。

  南方春天多雨,我们几个人撑着伞,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抱在胸前。大雨中,我们出了印刷厂,等了大半天才搭上一辆回城的的士。

  4月23日,我负责主编的这期报纸顺利地出现在学校的各个角落。令人欣慰的是,学生们的反响还不错。至此,《视线》这份报纸已经磕磕绊绊地办了6期。

  最初我们众筹的印刷经费只够维持一两期,后来虽然有广告收入支撑,但并不稳定。我们天真地相信,只要把报纸内容做好,口碑起来了,靠广告收入维持生存不是问题。但现实是,第7期的报纸的印刷费没有着落了。

  “独立是有代价的,既然我们不想与学校有太多牵扯,就得承担自行解决经费的压力,如今广告业务没做起来,也许首先得考虑如何生存下去。”盛鹏说。

  生存下去的路径,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新闻学院有一份官方报纸,每学期出版一期,办得并不好。早些时候,院里提出用我们的《视线》取代院报,这样既解决了新闻学院院报沦为“废纸”的尴尬,又能把经费顺利地拨付给我们。但为了保证办报的独立性,我们迟迟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负责广告经营的伙伴正了正身子,他说,学校周边能跑的客户都跑了,几个有意向的之前都签过单,剩下的很难谈合作。“商户们都收紧了口袋,我们也确实缺乏带动消费的能力”。

  那天晚上,大家聊了很多,晚自习的铃声响起,大一新生闹哄哄地走出公共楼。热闹过后,教学楼更安静了,只有我们还无奈地坐着。

  为了让《视线》生存下去,最终,我们接受了学院的经费,但依然坚持着办报的原则,就像盛鹏说的:“内容依旧独立,真要强行干预,大不了不办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与此同时,我们决定直接和校长建立联系,让他认可我们的存在,为我们的“自由发声”争取尽可能多的空间。

  几个普通的学生怎么让校长出面呢?盛鹏主意多,他跑到图书馆,把校长出版的六七本散文、诗歌合集借出来翻了一遍,然后就拿着我们那6期报纸,跑进了校长办公室。

  “是这样的,我们办了份报纸,想找您题……”盛鹏挠着头,很不自在,和领导搞关系的事,他不擅长。没等他说完,另一个同学就把话接了过去:“……提点建议,这份报纸既是为了锻炼我们自身的新闻业务水平,也给更多学弟学妹打造一个成长的平台。现在已经出了6期,您先看看……”

  介绍完报纸,他们又聊到校长的诗歌散文集:“我们做文字的,平日里也爱看书,您的诗歌散文,对我很有启发……”

  那天,他们聊着文学和新闻,聊着这份报纸给学生带来的成长。虽然见面的时间不长,但校长很支持我们学生自己办报,并答应改日为《视线期报纸的采编工作正常运转。学院下拨经费,内容依然由我们把握,只是报纸出刊时,报头中的“视线”二字由原先方方正正的正楷,换成了校长题写的行楷。和其他报头一般,有模有样的。

  6月,为了让新人更好地接替工作,第8期报纸就由年初招募进来的大一学生担任主编。所有的文章由他们主笔,我们只负责提供建议、加工润色。

  初秋,我们在常去的餐馆相聚,几口菜下肚,开始聊着各自有趣的实习经历,以及要去实现新闻理想的豪言壮志。那晚的记忆零零碎碎,只记得地上的空酒瓶越来越多。深夜,整个餐馆只剩下我们依然闹哄哄的,不愿散场。

  国庆过后,我和盛鹏、杨峰闯进了向往已久的南方报业集团,向总编辑毛遂自荐,并顺利留下来实习。毕业后,我们3个又进入同一家都市报工作——那是2015年,传统媒体迎来寒冬,当年9月我们所在的都市报休刊,一时间,我们不知何去何从。

  盛鹏去了昆明的一家报社,一年后,眼看理想不过一地鸡毛,还养不活自己,他毅然离开媒体行业,去了深圳闯荡;杨峰在一家党媒工作了几个月,后来去做了房地产销售;而我兜兜转转,拖着行李箱做过企宣、拉菲2app下载销售,来年春天,进了一家网络媒体……

  如今,当年那群办报的人中,或者说我们整个2011级新闻系的毕业生,依然在媒体工作的,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那位同学在某财经报上海分站做资深调查记者,而我在网络媒体里浑浑噩噩。

  关于《视线》,很少再有人提起了,它像一场遥远的关于理想的白日梦。梦醒了,人就不再留恋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2019年5月的一天,那个在上海做记者的同学气愤地给我发来消息,说他取关了《视线》的公众号:“发的什么狗屁,学校书记看望校友会的稿子放头条。没有一篇记者原创调查就算了,自媒体小编做得也不称职……”

  我好奇地找到那个公众号,把所有文章都翻了一遍。或许是我毕业后长期写蹩脚宣传文章的缘故,看完竟感到有些羞愧——忽略掉那些校园官方新闻,这个公众号背后的学生们,会去调查当地花海艺术节的虚假宣传、会做5.12地震11周年亲历者口述、会用影像记录城市的变迁、还会多次关注少数群体……就算偶尔转发旧文,也是李海鹏、南香红这些前辈的特稿。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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