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今天:重庆歌乐山下疯狂大屠杀:300口棺
发布时间:2019-12-07 05:42

  70年前的今天,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丧心病狂的军统特务对正在期待黎明到来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革命烈士用热血谱写了一曲最悲壮的革命之歌。

  1949年10月,是“黎明前黑暗的日子”,当时经过三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等重大战役,势如破竹攻克大量占领地,当时蒋介石“划江而治”梦想破产后,蒋家王朝认为他们的失败是对手软的结果,于是在重庆对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屠杀。敌人大屠杀的屠刀首先刺向杨虎城将军。9月6日晚上11点多钟,刚抵达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的杨虎城将军及儿子、女儿和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小萝卜头”,在这里先后遭到特务们的利刀屠杀。

  《大公报(重庆版)》在1949年12月12日的第三版刊载了《杨虎城将军死事惨烈父子遗体昨同时发现》。文中说:双十二事件领导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被蒋匪介石逮捕囚禁达十二年之久。杨将军和他的幼子两个月前,终于在磁器口被蒋介石特务杀害,这一事实昨天已经证实了。

  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名难友被押到大坪刑场枪杀,在囚车上,王朴高喊道:“父老乡亲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重庆就要解放了!蒋家王朝就要垮台了!”

  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以转移为名,把江姐等30人押赴歌乐山电台岚垭杀害。临刑前,同赴难的李青林突然问道:“江姐,想云儿了吗?”江姐点点头,说,“想,这时候真想看他一眼,照片就在我身上,可惜,手被烤着,没法拿。”“那就算了。”李青林说道。“是呀,不看就不看吧,反正就要解放了,他们肯定能过上好日子,我们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江姐反过来安慰着李青林。

  重庆11月30日解放,在11月29日下午4时,共有32人被枪杀在松林坡,敌特连尸体都来不及埋上便仓皇逃窜。在殉难的烈士中,有一位年仅21岁的女青年叫黄细亚。她先后在《西南晚风报》和保育幼稚园工作。重庆解放前夕,她协助地下党做部队策反工作,于1949年9月13日被捕。黄细亚在被捕前送给同学一首《一个微笑》,诗中表明了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

  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军统集中营对“政治犯”进行集体大屠杀,尤以11月27日最为惨烈。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对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杀殉难者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

  在321人中,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在285位死难烈士中,现已查明,员共计161人,约占总数的57%;民盟盟员共计25人,其他派和群众团体成员各有数人不等。

  据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此时的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火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满是尸体,拉菲2手机版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大公报》在1949年12月14日的第三版《三十名志士忠骸昨开始收殓装棺》中描述:在距白公馆八公里的电台岚垭被杀害的三十名革命烈士的尸体,昨天由治丧处派人前往发掘收殓。据脱险志士说:上次传说有四十二名同时遇难,数字不确,总数是30名,其中“渣滓洞的29名,白公馆1名。当昨天收殓工人挖掘的时候,首先挖出一具,后来挖了很久,将其余28具在深坑底部发现(另外一具是在不远的一块田地里掘出),可是挖出的这29具志士尸体多都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无法辨认。当29具志士尸体搬出土坑时,认尸的家属和观看的附近居民都悲痛欲绝,愤怒不已。这29具志士的尸体除每人穿了一件内衣裤外,连衣服、鞋、裤也被特务剥光。据附近居民说,这些志士们的衣服鞋裤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把那些西装、毛衣等物在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上世纪80年代初,党史工作者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找到一份2万多字的报告,名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

  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脱险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按胡康民的说法,他找到了小说《红岩》的一部“账本”。

  1994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这时,他已经可以清晰地画出报告形成的时间轨迹:

  1948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的禁闭室里碰到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是个有心人,给罗广斌交代了一个任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有个哥,掌十万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牢牢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致敬,江姐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较高。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他们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托付给罗广斌。

  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罗广斌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党组织。胡康民据其总结成八条嘱托:

  当这八条嘱托首次公开时,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们怎么会提出整党整风、路线问题、防止腐化这样深刻的党建理念?胡康民说,要理解先烈的嘱托,必须走进历史。

  八条嘱托针对的是1948年的《挺进报》事件,以及在此前后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这两件事给四川地下党组织造成沉重打击,多人被捕入狱。

  《挺进报》事件的恶果其实是叛徒造成的。叛徒只有极少几个,却是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地下组织也不会遭受这么大的破坏。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的地方。

  “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回味再三。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是许晓轩烈士的临终忠言。

  这就是我们的烈士,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惦念着党的前途和命运。时至今日,这些血泪嘱托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红岩联线主任厉华研究这段历史多年,他的话发自肺腑: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是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为什么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据渣滓洞脱险志士傅伯雍回忆,重庆解放后,他按《大公报》登出的通知,直奔重庆临江门介中公寓的“脱险同志联络处”办理报到登记手续。

  傅伯雍说,当时联络处里渣滓洞、白公馆的幸存者挤满一屋,畅谈各自脱险的经过,询问突围出狱的险情,打听还有哪些难友活着。拉菲2手机版在联络处,四面八方赶来询问烈士下落的家属络绎不绝,傅伯雍等脱险的十几个幸存者,主动出面安慰烈士家属,揭露敌人暴行,同时等待重庆军管会安排工作。

  第一天,傅伯雍和肖中鼎、孙重、林涛等人被安排回渣滓洞去认领烈士遗体,同行的有罗世文烈士的叔父罗沅叔先生,车耀先烈士的女儿车毅英等,另外还有十多位搬运工人,陈然、罗广斌等在狱中策反的看守杨钦典随同作向导。

  整个渣滓洞,被敌人集体屠杀的200多名难友中,能辨认的只有19人,其余的同志均被大火烧成残骸、灰烬。现场惨不忍睹。

  第三天,傅伯雍等人从渣滓洞回来,路过白公馆监狱时,看到公路旁摆放着长长的两排黑漆棺木,棺木上贴着纸条,已经装殓入棺的有: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员)及夫人徐林侠(员)、小儿子宋振中(即《红岩》中“小萝卜头”)等。

  第四天,傅伯雍等人来到较远的一个屠杀现场———电台岚垭。11月14日,敌人在这里枪杀了江姐(江竹筠)等29名员。而11月14日当天下午,傅伯雍亲眼目睹了江姐等人从渣滓洞牢房被押出来的情景,江姐高大的形象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中。

  在一间平房的屋子中间有一个四方形的大坑。几个请来的工人跳到坑下,清除上面一层薄薄的覆土,很快呈现出平整摆放着的烈士的尸身,面目均已腐烂,好不容易依据尸体长长的黑头发,辨别出江姐和李青林。

  整整一天,从尸坑中找到29具烈士遗体,连同院坝中找到的王敏遗体,一共30具,拉菲2手机版能在棺木上写上烈士姓名的仅王敏、江竹筠、李青林三人。

  据有关资料介绍: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敛遗体,清理遗物。

  《大公报》报道了人们在电台岚垭挖掘烈士遗骨的情形。“挖出的这二十九具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这二十九具志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们把那西装、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1具。当时对杨虎城、杨拯民等人遗骸辨认非常难,根据被捕获的特务交代,在磁器口找到曾经给杨虎城补过牙的牙医辨认后才得以确定。

  厉华介绍,1949年12月1日,解放军大部队抵达歌乐山后,只见尸横遍野,对大屠杀现场进行封闭。12月5日,当时军管会贴出通告,要求脱险志士及家属前去报到登记,并以他们为主对烈士遗体进行辨认。同时调集了300口棺材来装殓烈士遗体,每个烈士遗体用3丈白绸裹尸、2斤酒精消毒。刚刚解放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竭尽全力,却也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收敛烈士的遗体。厉华说,当时按照家属意愿将英烈遗体就地或运回老家安葬,杨虎城将军和黄显声将军遗体分别被运回到陕西和北京安葬。

  厉华说,对牺牲在歌乐山的英烈亲属,当时重庆市政府给予了一定抚恤,同时还向烈属颁发“革命烈士证书”。像王朴烈士的妻子被安排在市政府工作,等领导多次过问王朴家属情况并接见。部分烈属被安排到企业、学校工作。在农村的烈属由政府发放大约3担谷子,开县黄楠才烈士的妻子李世芸收到3担谷子后全部还给当地政府。

  厉华说,1950年1月15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这天重庆市各界上万人在青年路举行了“追悼杨虎城将军暨殉难烈士大会”。在青年馆大礼堂门口,用白布搭成的祭棚遮断了整整一条青年路,从路上到礼堂内放满了成千上万的人们送来的花圈和祭品;从祭棚的两壁到礼堂四周墙上挂满了祭幛和挽联!不到预定的12点,大礼堂内外已是人山人海。

  、因有公要,特提前来到大礼堂哀痛地首先祭奠。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际春、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等以及各方代表和烈士家属参加了追悼大会。中午12点,追悼大会开始。大礼堂庄严肃穆,烈士灵前香烟缭绕,烛光摇曳。在哀曲声中,主祭人张际春等走到灵台前向烈士敬香、献花、奉水果,礼堂内外都听得到哭泣声,大会笼罩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中。

  重庆解放后虽然处于百废待兴局面,但是一些脱险志士提出:尽快整理出大屠杀牺牲的英烈事迹,通过广泛宣传来教育人民。市里便集中了罗广斌、杨益言等一批人士专门做英烈事迹整理工作,将他们亲眼所见和整理的英烈事迹到学校、工厂广泛宣讲。罗、杨等人最早撰写的反映红岩英烈事迹的《圣洁的白花》,后改成《禁锢的世界》,后来在青年出版社的帮助下出版了《烈火中永生》一书。

  厉华说,1961年《红岩》小说出版,迅速在全国引起强大反响,全社会形成了“红岩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发行上千万册的书籍。1962年,为了配合《红岩》的宣传,《中国青年报》用较长时间开辟了《红岩精神赞》专栏,全国各地读者都争先在专栏发表文章,红岩精神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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